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洺州小學的孩子們展示網絡安全手抄報。
胡高雷攝（人民視覺）
廣東省韶關市一家企業員工正在通過數據“算法”組織生產。
張明偉攝（人民視覺）
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：閱讀一條新聞，同類新聞便源源不斷推送過來；瀏覽一件產品，產品廣告就會接踵而至；甚至，不經意間聊到某話題，相關信息也會紛至沓來，手機好像無時無刻不在記錄著你的只言片語……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“算法”計算的結果。
因為“計算”，用戶獲取信息成本大幅降低，網絡服務更加精準高效。然而，越來越多用戶擔心被“算計”，日益關注“信息繭房”“大數據殺熟”“誘導沉迷”等問題。“別讓‘算法’成為‘算計’”成為網民共同心聲。
痛點
“流量至上”引發亂象
最近，北京市民王蘭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：兒子睿睿還不到10歲，手機卻頻繁收到各種相親信息。追根究底，原來是兒子前幾天誤點了一則相親廣告。這讓王蘭感到擔憂：“網絡對用戶信息的收集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。”
大學生宋凡不久前下載了一款閱讀軟件。打開后，一篇標記著“您可能感興趣”的小說被推送至界面。“這不恰好是我喜歡的作者嗎？”他點開鏈接，一看就是一個多小時。看完后，系統又推薦了這篇小說的“番外”。不知不覺，他一連“刷”了幾個小時，連老師布置的課題都忘了寫。
“這就是‘算法’的作用。”杭州某互聯網公司的算法工程師向陽介紹，“手機軟件可以隨時抓取用戶數據，通過智能模型分析人們的行為、習慣和喜好，過濾掉用戶不感興趣的內容，推薦用戶感興趣的信息。”
他透露，對這些商業平臺來說，使用“算法”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流量，提高收益，至于推送的信息是優質還是劣質、會否帶來網絡沉迷等問題，則不在考慮之列。“就像小孩喜歡吃糖，有些商家的唯一目標是盡可能賣更多糖給孩子，至于會不會影響健康，不是他們關心的。”
這種“流量至上”的商業邏輯，促使一些網絡平臺借助“算法”頻繁推送用戶感興趣的同質化內容，更有甚者，以博人眼球的劣質低俗內容取悅用戶。久而久之，用戶接收信息的范圍就會變窄，渠道也變得單一，從而陷入人們常說的“信息繭房”。
除了“信息繭房”，頻受詬病的還有“算法歧視”。所謂“算法歧視”，是指在“算法”設計和應用過程中，由于偏見、歧視性數據集或其他因素導致的“不公平結果”。
家住石家莊的劉女士，孩子在北京上大學，她每次來京探望孩子都會入住校旁一家酒店。今年初，她通過某手機軟件預訂一個房間，價格每晚近800元。可她辦入住時發現，有客人預定了同樣房型，價格只要600元。經過比對，兩人在同一手機軟件上看到的價格完全不一樣。
“我還是這家酒店的白金卡客戶呢，非但沒有享受到優惠，反而還被‘宰’了，孩子告訴我，這叫‘大數據殺熟’！”
“大數據殺熟”是“算法歧視”的表現形式之一。指平臺利用“算法”進行用戶“畫像”， 如果用戶已是熟客，就不再需要低價吸引，同時，平臺可能通過搜集消費數據檢測到用戶消費能力，從而“定向”抬高價格。向陽表示，“算法歧視”一度甚囂塵上，買機票、打網約車甚至網絡購物，都會被“大數據殺熟”，后來有關部門強力監管，這種現象才有所收斂，但目前仍在業界不同程度存在。
難點
“算法”違規不易評判
有網友總結，“算法”推薦的劣質信息有三個特點：真假難辨、缺乏深度、價值導向錯亂。不少人認為，“價值導向錯亂”是規范“算法”的最大難點。
王軍是一位自媒體人，最近打算寫一篇關于“年輕人該不該啃老”的話題。當他打開手機，搜索這個話題時，發現多數網友都不支持年輕人啃老，這與他的觀點非常一致。
不料，有同事告訴他，現在多數年輕人都認為，“啃老沒什么問題，人生就是拿來享受的！”這讓王軍感到詫異，同事將手機拿到王軍眼前：“你看，滿屏都是支持啃老的觀點。”而當王軍也將自己的手機頁面展示給同事時，兩人只能面面相覷。
“判斷用戶價值導向并非難事，有多種方法可以評價。比如，抓取用戶觀看某話題的停留時間、分析留言是正面還是負面、統計用戶點贊記錄等，都可以用來判定用戶觀點，然后依據‘內容相似度’和‘用戶相似度’，把最受認可的內容推薦到頁面上。”向陽進一步解釋，“算法”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內容“編輯”的角色，是否推送、推送給誰、推送多少，都是預先設定好的程序說了算。
近年來，針對“算法”引發的亂象，監管部門多措并舉，通過約談、處罰、整改、下架等手段大力凈化網絡風氣。然而，如何有效通過“算法”倡導正確導向的信息，仍是有待破解的命題。
向陽表示，雖然“算法”作為一項技術是中性的，但其模型設計、數據分析等都離不開設計者的個人選擇，其主觀意識會潛移默化地嵌入“算法”系統。同時，由于“算法”設計具有較高的技術門檻，其設計過程有如一只黑箱，外界很難洞悉其中原理和邏輯，因此，也很難判定“算法”體現了哪種導向。
向陽的說法不斷被現實印證。由于多數“算法”設計者不會將運算細節公之于眾，即使公開，也很難準確判定。由于缺乏專業技術知識，用戶在權益受到損害時，依法維權的成本較高。多起因“算法”引起的訴訟均沒有得到理想的判罰結果。
“‘算法’推薦作為一種商業秘密和技術秘密，應用過程中又往往涉及社會公共利益，如何平衡、把握對‘算法’推薦法律規制的邊界，是面臨的一大難題。”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認為，在司法以及行政理念上，需要將“算法”的運用作為“算法”運營者行為的延伸。無論運營者是否存在過錯、是否存在行政違法等，“算法”因素都應被納入追責的考量范圍。
焦點
凝聚合力規范“算法”
隨著公眾對“算法”持續關注，加強“算法”規范的呼聲也越來越高。一項調查顯示，超過70%受訪者表示曾被“算法”推薦服務困擾，超過60%受訪者認為生活中普遍存在“大數據殺熟”。絕大多數用戶認為，“算法”推薦技術潛藏了窺探、泄露用戶個人隱私的重大風險。濫用“算法”的行為，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、選擇權和個人信息權益，也給網絡空間的傳播秩序帶來負面影響。
在這個背景下，一些用戶希望關閉“算法”推薦功能，停止將個人信息分享給平臺使用。在有關部門督導下，各大網絡平臺都上線了關閉“算法”推薦的功能，將是否收集用戶偏好的選擇權交還用戶。
然而，平臺個性化推薦存在關閉難等問題。上海市消保委曾對消費者常用的10款手機軟件開展為期8個月的專項測評，結果顯示，關閉個性化推薦最多需7步。
記者登錄幾個下載排名靠前的主流手機軟件，目前關閉“算法”推薦功能的方式主要是通過“個人設置”來操作。操作步驟與此前調查結果一致，大多仍需要5—7步。記者隨機采訪了20名手機用戶，絕大多數表示并不知曉手機軟件還有關閉“算法”推薦的功能，只有1位用戶知道該功能并懂得具體操作。
“這種現象反映了業界的矛盾心理，一方面不希望用戶大規模關閉‘算法’，另一方面也意識到，只有規范才能長遠。”向陽說，規范“算法”，需要社會各界發揮合力，尋找最大公約數。
“有效治理‘算法’亂象，是構建安全清朗的網絡生態的必然要求。”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鄭玉雙表示，要健全“算法”的法律規制模式，破解“算法”的法律規制難題，實現算法善治。
“對于‘算法’運用是否產生不良后果，要建立一種社會性的評議機制進行持續性的跟蹤研究。如果社會評議機制有充分的理由，認定特定‘算法’的運用導致不良后果，就應該啟動問責機制，要求相應的‘算法’運營者予以解釋與說明并作出優化。”薛軍建議。（記者 盧澤華）
400-004-1069